栾 勋 逸 事
扬子扬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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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勋终于从副研究员擢升为研究员.在中国社科院,这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至于副研究员和研究员之间的距离,栾勋戏称,这就好比旧时妻妾之别.妾熬成妻,谈何容易啊!
《说环中》获了奖,如今已是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三十年来的重大成果之一。《中国古代美学概论》已定位是我国最早的美学思想史著作；《论神思》等有分量的文章也写出来了。栾勋渐渐有了些名气,有人称他为文论家了，但他仍不改顽劣的童心。一日,他陪乡亲逛街,忽指一妇之背说:此女必寡.老乡说,你在社科院研究文学,难道对相术也有研究?后委婉一问,那女人还真丧夫多年.老乡不得不对其敏锐的洞察力大为叹服。
先生为人低调,谦诚之至。他回乡不住自家老宅,喜欢住在村后河边的一处茅屋之中。他说,一来自己与茅屋主人谈得拢,二来自己就爱简陋,三是晚上写东西也图个清净。有一次,大家谈到于丹说<<论语>>,老乡中有粗人,便激他:你跟她比如何?先生哈哈大笑,不便作答。被逼紧了,他以杖点地,说:“北大也好,清华也好,中文系的教授还是知道我栾某人的.”
先生写东西出奇的迂真。栾氏修家谱,先生应邀作序,但在回信中又说:倘妄改一字,便不必署栾勋之名云云.
先生是乡亲们眼中的翰林。虽然闻之已久,但我们互识的时间,满打满算也不过六七年的样子。
有一天,先生族弟栾承学偶然说起一副下联:小大姐,上河下,坐南朝北吃东西.说是先生游淮安河下镇时友人口占之联。当然，以后我才知道这是当地传说中的一副对联。虽是游戏,但"上河下"颇难对付.我小经思考对出上联:多少船,开海关,吆前喝后呼左右。先生后来得知,说"开海关"有点小聪明。从此,我们便算互知,有过一两次书信来往。先生回乡时我也有了面谒与共餐的机会.
有一次,先生在中山大学讲学,晚上九点居然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跟我谈<<炊烟>>,那是我曾经请他看过的一篇习作。也真难为了他那非凡的记忆力！只可惜我的文化层次太低,真的要浪费先生的教导了.
先生说:"做人以诚实为本,作文以狡狯为能."
先生又从美学的角度说:"其实中国散文也是讲究声律的,文章的声律源于作者的语感,而语感的强弱一'哼'便知。"
先生还赠我一幅墨宝:作文用兵常贵一以当十。
如今,先生溘然辞世已然数月矣.每忆先生矮小精瘦持杖而行的身形,目光如电,声如洪钟的讲演,我便情不能已.虽出差在外，也丝毫不减提笔的冲动。明天就要返回江都浦头了，那里是先生和我共同的家乡。谨撰此文,以为悼念吧.
2008.9.21.于吉林延边
一夜雨与八面风
扬子扬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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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中国社科院河南某五七干校。秋阳照射着一个黑瘦的老者，眼镜后面的目光内敛而深沉。栾勋今天没事，早早地收工回来了，碰巧老者也早早地收了工，于是一老一少便在宿舍前搭起话来。二人同是江苏老乡，老者说他叫钱钟书，栾勋一听肃然起敬。原来同舍数日，不苟言语的老人竟是大名鼎鼎的钱钟书。栾勋后来回到老家浦头时说：社科院一座十五层高的大楼，人很多，彼此不相识很正常。
小年轻毕竟不似一班“反动学术权威”，可以经常往返北京。栾勋便按钱钟书委托带一些书和日用品过来，甚至还有剃头的推子。趁着机会栾勋也向钱老请教了许多问题，学到了不少东西。一个是大师风采“潇洒恰似八面风”（栾勋语），一个是仰慕若渴“相思犹如一夜雨”（栾勋语）。后来交往多了，钱老甚至在信中能称呼栾勋的家谱名：承鼐。
有一回，栾勋斗胆写了一首小诗请大师修改：
驻足京门待好音，美人香草最关心。
欣闻劳动诗文会，敢向钱公献短吟。
钱钟书接过来，小视片刻便放进了上衣口袋，没有任何言语。过了一段时间，年轻人按不住，便当面问下文，钱公说：近来忙，不方便。后来听说钱公返回社科院时对文学研究所所长说：你们所里的小栾倒是一个肯学习的人。栾勋听出了弦外之音，专门去拜见钱公，叩头敬茶，行拜师礼。钱公连说：不敢当、不敢当。扶起栾勋，从此便默认了这个学生。
钱钟书批评起来不留情面 被他赞扬的人多不胜举
特殊年代里的几封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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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封信——
骏涛同志：
得信甚喜。半月前栾勋同志来一信，正想作答，忽然有些事，遂被横风吹断，后海洋来，知其回家探亲，想已返明港矣。夏鼐同志亦参与信阳大会，返京后曾以概况略告，顷读尊函，益了然于事态之发展，同时愈代诸君干着急。“学部挨扣”之耗，我等山野闲人无所知闻，但从于震同志动员报告推测，似非言出无因，自恨无范老之情报网，不能讲得活龙活现、有鼻子有眼睛也。吴教授曾向留守人员作讲用，微闻国务院大会未选中，故另一吴教授比之为“只中进士，未点翰林”。讲后普遍反应是“使人觉文饰不朴素”，甚至说“搞文学的人结习难改”。……闻打羽毛球，极好。又想见当年在复旦时演剧、运动等活泼景象，陈郎未老也。……
(按)此信可能写于1972年五六月间，其时已传学部即将全部返京，但“信阳大会”上学部却挨了批评，似乎又使此事出现僵局。“栾勋”，如前信按。“海洋”即于海洋，又名于维洛，现当代文学研究家，已去世。先生当时与诸多晚辈皆有往来，栾勋、海洋、贵明、德政……均在其列。“夏鼐”，著名考古学家。因“信阳大会”上学部曾被“上面”批评，故有先生“愈代诸君干着急”之说。“于震”即余震，如前信按。“范老”指范宁，与前信“范派新闻”之“范”为同一人，著名古代文学研究家。前“吴教授”当指吴世昌先生，著名“红学家”；后“吴教授”系吴晓玲先生，著名古代文学研究家。“干校”期间，我有幸与钱先生、二位吴先生及范宁先生，同室共处，前后达一年多之久，尝见其因性格差异而发生纠葛之事。这也是人情之常。如今几位老先生均已仙逝，作为后辈人，当可理解之。所谓“陈郎未老也”，是由于我与先生曾谈及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参加过演剧及其他活动之事，遂引发了先生此处一番善意的调侃。
追念栾勋
董乃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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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汤学智兄来电，说北京的朋友准备给栾勋出《文集》，以资记念。我猛地想起，栾勋逝世已经四年多，时光真是快啊！学智说，《文集》除汇聚栾勋著作外，还拟收入一些纪念文章，朋友们认为其中应该有我一篇。是的，我应该写一篇。在文学所我的诸位兄长中，栾勋是与我关系较为特殊的一位。他去世突然，我未能亲临吊唁，一直引以为憾。我把栾勋的噩耗告诉我的弟妹——他们都是认识栾勋的，无不感到惊愕，更不要说曾为同事的程蔷了。我们都为栾勋一生的艰辛和奋斗，为他的赍志而殁深感痛心。感谢学智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一吐积愫。
在文学所，我有好多位难忘的兄长，其中栾勋的确是与我关系比较特殊的一位。
他虽比我年长七岁，但却是于1963年同年到所，他从北大，我从复旦。到所后，都住在学部的八号楼宿舍，寝室挨着寝室，自然来往频密。我们曾互数各自的大学课程，也比较过两校的师资。叙起家常，原来我们是同乡，严格说来还是小同乡。我生长于上海，对原籍并不熟悉，但对乡音仍感亲切，而且也能说上几句。听他提到仙女庙、张网沟、大（读如代）桥等地名，也还不算茫然，因为我从小听父母讲述他们的早年生活，这些地名已颇为耳熟。我们还曾详细地互说家史，因此对各自的家庭有相当深入的了解。栾勋对父亲的描述给我印象很深。他的父亲是农村的匠人，但才智不凡，长年在外打工，养成一身豪气。栾勋是家里的独子，没有兄弟姊妹，这在从前的农村是不多的。父母和祖辈对他极为宠惯，一心供他读书，期望甚殷。他的童年在农村度过，家境虽不富裕，但早就上了私塾。幼时的生活在他记忆中是有趣而美好的，每每谈起，不胜怀恋。栾勋从小聪明要强，既继承了父亲的才能智慧，又继承了父亲刻苦自励、立志奋发的精神。而且他也学他父亲的仗义豪气，同情弱者，轻财好施，爱打抱不平。当他穷困时，他也会坦然接受好友的资助而无惭色，因为在他看来情义远重于钱财，英雄难免落魄遭困，而吝啬聚敛是他最为不屑的。他自信绝不会穷困一辈子，一旦条件允许，他定会厚报诸友，对需要帮助的人也将倾其所有而毫无难色。
初到文学所，我是年方弱冠，栾勋亦尚不到而立之年。但他已经历过一些世事。他在上北大之前，是著名的省扬中（省立扬州中学的简称）的高材生，后来参军，当过海军航空兵。按农村的规矩，他结婚较早。妻子是好友的姐妹，在淮阴的工厂工作，极为贤惠，与其育有一子。可就在栾勋大学即将毕业之际，她竟因工作触电去世。我第一次见到栾勋，就是他回家奔丧之后到文学所来报到。当时他臂戴黑纱，身挎背包，风尘仆仆，身心憔悴，但仍难掩其勃勃英气。栾勋各方面比我成熟得多，在相处中他不免常常笑话我的幼稚和“上海人习气”，但也就自然地视我为弟，而我则由衷地视他为兄，从此结下莫逆的友谊。
刚到文学所，学部安排一年的劳动实习，大队人马去了山东黄县。栾勋因有当兵经历，同时也因所里工作需要，免去下乡，马上分到《文学评论》编辑部工作。等我们实习归来，发现他在编辑部已是独当一面，工作得胜任愉快，游刃有馀，让我钦佩不已。
使我对栾勋有进一步了解并深为叹服的，是在安徽“四清”的经历。当时我们同在何其芳为总团长的寿县四清工作团，我们分配在九里公社。我、栾勋、劳洪三人和安徽的两位同志组成一个小组，被派驻在一个劳改农场的管理段上，由栾勋任组长。劳洪是老同志，我是刚出道的“三门干部”，安徽来的两位女同志年轻无经验，工作的重担主要落在栾勋肩上。比如算账，这在“四清”中是一项重要工作。生产队历年账本要看懂就不容易，要算清楚，更是十分烦难。我一向不喜算数，那时更被稻草窠里的跳蚤咬得奇痒难熬、浑身过敏，服了抗过敏药则整天昏昏沉沉，所以每次夜晚算账（以及后来分配救济粮）只能装模做样地陪着，挣扎着想睁开眼睛，但还是忍不住睡去。遇到这种情况，栾勋总是宽容地对我，只顾和社员们打算盘理账，让我在一旁时睡时醒地坐着，直到深夜人散。
那时，栾勋的胃溃疡已很严重，经常呕吐，有时看他捧着肚子一口一口地吐酸水，我帮不了忙，只能在一旁干着急。但他仍然按规定与农民同吃同劳动，我们在农民家里和他们一起吃过米粒很少的红薯粥，最困难的春荒时节也吃过清水熬辣菜（新鲜未腌的雪里蕻）和“茅草胡”（一种草根）。我没有胃病，吃后尚直泛酸水，栾勋有胃溃疡，其苦自然更甚。但他顽强地坚持着，从不叫苦，常常是喝几口热水，就继续干活或主持开会。
最令我感动的是有一次，深夜大雨导致河水陡涨，社员来报警，说是村外的堤坝岌岌可危。栾勋和我立刻冒雨出发。那时是工作组领导一切，栾勋在堤坝上指挥抗洪，幸亏他出身农村，懂得对付这种突发情况。但是堤坝还是被冲开一个缺口，河水直往村里泻去，如不及时把缺口堵死，后果将十分严重。只见栾勋大喊一声带头跳进水中，我和众社员纷纷跟着跳下去组成人墙，大家合力总算把堤坝保住。待到社员们把栾勋拉上岸时，他早已浑身发抖，呕成一团，蹲在地上半天站不起来。社员们无不对老栾翘大拇指，感到工作组确是自己的亲人。我扶着栾勋瘦弱的身躯往回走，内心深深佩服他是一个关键时刻冲得上顶得住的汉子。
开会是“四清”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发动群众，让社员背靠背揭发干部的多吃多占，让队干部交待“四不清”问题，组织运动骨干查账，把社员和干部召集到一起进行“面对面斗争”，还是后来闹春荒，分配数量有限的救济粮，或者是工作组的内部讨论，都得开会。记得当时正是贯彻“桃园经验”、“后十条”，即后来被批为“形左实右”倾向的时期，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所谓“四不清”问题真是挖得又深又细，生产队陈年老账都翻出来重新算过，本来没账的，则要凭回忆建账。运动后期传达了“二十三条”，搞法才有所不同。其实那个年月的农村，尤其是大饥荒后的安徽农村，其贫穷状况是今天城里年轻人绝难想像的。社员们不用说，就是那些所谓“四不清”干部，家里住的也往往是可见星光的土屋，屋里也是一团漆黑、灶冷锅空，一个生产小队又能有多少产值？对于我们亲身参与的这场堪称“文革”伏笔和前奏的运动，究竟该作怎样的历史评价，这里无法细谈。我只知道，我们当时都是认真投入的，比我社会经验丰富的栾勋也不例外。那一阶段的栾勋，还很年轻，虽胃病严重，身体瘦弱，但精神振奋，充分表现出坚强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品格。尤令我钦佩的是他对农村人情世故的熟悉和驾驭能力。每次社员大会，他的讲话总因深入浅出、生动有趣而能充分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与干部，特别是那些被审查的“四不清”干部谈话，他总能够宽猛相济，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有时甚至说得他们痛哭流涕，从而心甘情愿地交待问题。有时，栾勋也发威训人，别看他个子不高，人又瘦小，一旦声色俱厉却极有威慑力，连我在旁看着都感凛然肃然。我非常羡慕栾勋驾驭会议和与人谈话的本领，也想学着做。但在整个“四清”过程中都未成功。栾勋曾让我主持社员大会，结果群众或在黑暗中打瞌睡或交头接耳自顾说笑。有一次栾勋让我和生产队一个干部谈话，明明我们材料在握，他就是不老实，我不免学习栾勋提高嗓门训斥起来。谁知此人并不卖账，竟和我对吵，弄得我下不了台。还是栾勋出场才把他镇了下去。事后，栾勋笑话我：“老弟，还得好好锻炼才行啊！”我在事实面前也只能服气。
六十年代是没完没了的运动，光四清，文学所就派出过三批人马。寿县是第一次，何其芳带队，几乎倾所出动。紧接着是去江西。江西的同志尚未回所，准备去门头沟四清的工作队已经组成并已开始集训。然而，这一切都被高层酝酿已久、民间突然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了。从此我们的生涯便进入“文革”时代。
从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下达，《文学评论》就处于艰难应付的状态。到《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批判吴晗剧作《海瑞罢官》的文章，《文学评论》就简直不知所措了。勉强紧跟了几期，到“文革”全面铺开，终于宣告停刊，文学所的业务也全部停止。于是我们便一律赋闲投入运动。“文革”十年波谲云诡、事绪纷杂，但一个根本特点是生活的政治化。那时一切都是政治，一切都会变成政治，无论是挨别人斗，还是奉命斗别人，即便是逍遥旁观，全都是政治，更不用说一度斗得你死我活的派性组织之争。现在反思，我们这些被运动的群众当时所做的事究竟有什么意义，是需要打个大大问号的。但应该承认，我们当时又都是认真投入的，栾勋比我社会经验丰富，却也并不例外。不过，这次运动也有它的奇妙之处，那就是打破常规，提供特殊的、相对自由宽松的条件，逼迫每个人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各自的素质和本性。结果是，通过这场运动，无论同派战友，抑或一度的对手，相互之间都更为了解了。
栾勋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性格坚定，不畏强势，经得起巨大压力，是条响当当的汉子。这在我们一派被打垮时表现得最充分。与此同等重要的，是他善于思考，富于谋略，具有较高的政治才能。他对历史相当熟悉，分析问题常常引经据典，从而鞭辟入里。那时，我们都还年轻而富有热情，每遇事情，总爱发表意见，往来争论。但往往激辩之下，以及后来的事实证明，栾勋的意见总是较为有效和可行。而我的高论却多属书生之见，呆气十足。栾勋，还有公认的智者许志英兄，有时忍不住笑话我。我知道他们并无恶意，同时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确高明。
“文革”后期，我们下了干校，辗转于河南信阳地区的罗山、息县、明港等地，我和栾勋常常被分配住在一起，同办一个学习班，我们之间的了解更深了。明港的坦克团兵营是我们在河南的最后一个落脚点。那时，运动已经很懈怠，学习班只靠惯性在维持，会开得不多，需要干的活儿也很少了，大家都在盼着早日回京。在这个空当里，积习油然抬头，很多人拿起了书卷。栾勋是觉悟较早的一个。他一面认真地从头读杜诗，一面常和钱钟书先生交谈。那时的宿舍是兵营的一个大屋，跨度很大，长约数十米，从这头到那头，放得下几十张单人床，当中还有不小的空地和过道。我的床位和钱钟书先生靠近，栾勋也不远。钱先生每天除细细阅读钱瑗成捆寄来的外文报纸，有时也和我们谈天。一天，我们几个照例和钱先生闲聊，具体内容已不复记忆，但钱先生的一句话和当时的情景，我至今未忘。当聊到一个段落，片刻的静场之后，钱先生忽然指着栾勋说：“老栾一肚皮牢骚，写出几部书来就好了！”我对此话之所以印象深，是因为由此感到钱先生对栾勋的深知和器重。干校后期，栾勋确是与钱先生比较接近的一个。在我们后来的交往中，他常以“钱老夫子”称先生，流露出真诚的尊崇，而在文学所一群年轻人中，钱先生对栾勋也是特赐青睐。下五七干校造成了我们在近三年时间内零距离接触许多老先生、老领导的机缘，老先生除钱钟书先生，还有蔡仪、余冠英、俞平伯、吴世昌、吴晓铃、陈友琴等，老领导则像何其芳、毛星、朱寨等。我们各人因条件不同，而与他们建立了程度不同的关系，这是平日在文学所同事多年也办不到的。这不能不说是“文革”的一个意外收获。
从离开干校回到北京至“文革”结束，其间有好几年时间，高层的斗争越演越烈，群众虽不得不跟着运动，但大抵已很疲劳，注意力转向了别处。记得有一段时间，学部大院里曾兴起过自打家俱的热潮，锯刨锛凿不亦乐乎，连我这个毫无手艺的人，也不免心痒难熬，蠢蠢欲动。栾勋是当时岿然不动的一个。他从那时就开始系统读书了，除了古典文学，他钟爱的是哲学和理论，当时规定要读的“六本书”外，黑格尔的《小逻辑》和列宁的《哲学笔记》，他读过不止一遍，并且认真地写有笔记。他后来在古文论和美学研究上写出那些极具创见的宏文，绝非偶然。
“文革”后，文学所重开业务，栾勋离开《文评》到了理论室，集中精力读书科研。他对先秦诸子狠下功夫，尤其是老庄道家思想，更是钻得很深，且能融会贯通。他曾向我谈过著述计划，给我看过他的读书笔记，好多个硬面抄，密密麻麻、整整齐齐地写着他的心得和预拟的论题。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笔珍贵的财富，从中必将产生若干精彩的论著。当我辈很多人的所谓研究还徘徊于对文学的审美鉴赏或考证细枝末节的层次时，他已经跨入了把握思想、探索规律的高度。他所做的研究，立意和志趣显然更为高远。后来果然便有《现象环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说“环中”》、《道与真善美》等震撼学林的论文发表，有“中国古代混沌论”思想体系的构建，有“思想环—宇宙环—现象环”等概念的创造，俨然在中国美学和思想史研究中独张一帜。一时间，他被朋友们戏称为“三环先生”，可见其影响之大。我和朋友们都非常兴奋，也非常期待，相信一颗学术巨星正在冉冉升起。我们为中国学术高兴，也为栾勋高兴，他的宏大志向终于有望实现了。
然而生活对栾勋实在有点残酷。他的身体本来瘦弱多病，家庭的重负又比一般人沉重。为了追回多年虚掷的光阴，超强度的读和写又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更令他雪上加霜的，是当时评职称的规定，要求数量远过于重视质量。如果按照现在某些单位开始实行的代表作制度，栾勋凭那几篇使之声誉鹊起的论文早该评上研究员而绰绰有余了。但在八、九十年代不行。到他该评正高时，左算右算，副研以来新成果的字数竟然未能达标，而这却是参评的第一道门槛。由于多年积压，当时评职称的状况曾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之喻，然而随着数年的疏解，和栾勋同辈的许多人，包括我这样的后进者毕竟都已逐步晋升，偏他还是解决不了职称问题。这无论如何是不公平的，对他的精神无疑是一种打击。我明知他的学术水平，也曾在有机会发言时为他力争。不单是我，还有更权威的同志为他申诉，但最终还是不成。这使我深感无奈与内疚，甚至觉得愧对于他。对此，栾勋自然并非无所谓，只是他一向自尊要强，视名利为身外物，所以既不肯为此采取任何措施，也终不肯向不合理的游戏规则低头。他把忧愤埋在心底，变得愈益清高傲岸，更加认真地读写。他刻意拒绝粗制滥造地凑字数，也拒绝写作那些收益较快的一般性文章，要写，就一定写有独见、有份量的学术论文。他格外认真勤奋地工作，照常参加学术会议，热情指导年轻学者。先期离开文学所到南京大学任教的老友许志英兄，深知栾勋的实力，为南大延揽人才和为栾勋改善处境计，曾为他谋得教职，建议他南下工作。但他谢绝了，执拗地坚守在文学所的岗位上，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2001年5月，我离开文学所，临别前曾专门去看他，我们依依惜别，互道珍重。此后，我从文学所的朋友处仍常听到他的消息，知道他在艰困的条件下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努力。在我的心里，那情景是一幅堪称“悲壮”的图画。我们很少通信或打电话，因为觉得一定后会有期，见面并不难，且唯有如当年那样彻夜长谈才能过瘾。我离京后，思京情结不解，最难以忘怀的就是包括栾勋在内的文学所许多老朋友。谁知栾勋竟遽然羽化，从此仙凡两隔，我便是再到北京，再到文学所，也见不到他了。
栾勋的逝世使我震惊哀痛。想到他虽享寿七十四，但真正能安稳舒心从事研究的日子究竟有过几天？心中便升起莫名的悲哀。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在苦难中奋斗而远未能尽其才智的早逝者，他的早逝是中国美学和古文论研究界的重大损失。晚唐崔珏悼诗人李商隐，有句曰“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今天用来吊祭栾勋也完全合适。栾勋悲苦的一生，难道是历代才人共同命运的再现吗？！
呜呼，斯人已去，音容在焉。生逢明时，命何其蹇？精思卓学，尽付于天。宏文伟笔，万世可传。托体青山，承鼐其安。唯望二子，善体父志。乐业有成，以慰遥念。
栾勋经历
栾勋，曾用名南薰，江都市浦头镇人，1935年1月生。大学文化，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56年，从江苏省扬州中学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二航校学习。1958年6月复员，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3年毕业，分配在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工作。2008年3月9日病逝于北京，享年七十四岁。
栾勋代表作品
从20世纪70年代起，栾勋出版多部专著。《中国古代美学概论》为中国最早的美学思想史著作。《论“神思”》运用唯物主义观点，较早地论定“灵感”是一种特异的思维。同时，专文论述中国古代儒、道、法三家的思想，从他们的异同中探索中华民族统一的文化精神。《现象环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提出三论、三环为中国古代哲学美学思想的内在结构。《说“环中”》，对于中国的“道”提出一个统一的界说，明确了其真理观与价值论的联系和区分。此文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奖。《谈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方法问题》，明确了研究古代文化的当代性与历史性的关系，影响显著。《学人的知识结构与古代文论研究》，提出了研究中国文艺思想的途径，应是从人学入口，经过文艺，从人学出口。主编《中国古代治国方略》三卷本第一卷，并被确定为建国50周年献礼项目。对中国古代混沌论的研究和开拓，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